北京雍和宮

“昭廟緣何建，神僧來自遐。因教仿西衛，并以示中華?！?/span>

踏秋時節，香山紅葉爛漫，攬盡京城秋色。位于香山公園內的宗鏡大昭之廟，將古寺之靜與古都之秋完美融合。昭廟內矗立的《昭廟六韻碑》刻印著漢、滿、蒙古、藏四種文字的碑文，乾隆帝御筆“雪山和震旦，一例普庥嘉”見證著這位帝王與六世班禪的深厚情誼，更宣示了藏傳佛教在安定西藏和蒙古諸部歷史進程中的重大作用。

北京作為五朝古都，與藏傳佛教因緣殊勝、歷久彌深。自元代藏傳佛教傳入，北京很快便成為舉足輕重的傳播中心，一時間寺院棋布、高僧云集，香火興盛。歷經元、明、清三個朝代，至清末北京計有藏傳佛教寺院大小近百座，目前尚存遺跡的近30座。尤其以雍和宮、西黃寺、香山昭廟等為代表的清代皇家藏傳佛教寺院，其興建、繁盛本身就是見證西藏自古以來與祖國內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動史實，體現著中華民族無遠弗屆的凝聚力與向心力。正如乾隆帝在昭廟碑文注釋中寫道：“既建須彌福壽寺之廟于熱河，復建昭廟于香山靜宜園，以班禪遠來祝釐之誠可嘉，且以示我中華之興黃教也，……?！?/span>

歷史上，北京的藏傳佛教寺院在維護祖國統一、加強民族團結、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藏傳佛教寺院和文化遺存的前世今生，有著怎樣的傳奇故事？如何通過挖掘闡釋這段歷史，更加清晰地看到民族的走向和未來，深刻認識到中華民族是命運共同體？近日，圍繞上述話題，本刊記者對話中國藏學研究中心青年學者李澤慧。

記者：藏傳佛教與北京的深厚因緣，深刻反映出北京廣納博收的胸懷以及政通人和的感召力。那么，二者之間到底有著怎樣的歷史淵源？

李澤慧：1267年，元朝遷都中都（今北京），后改名大都。忽必烈遷都時，帝師八思巴將藏傳佛教帶入北京，得以迅速傳播。當時，宮廷內外廣行佛事，官府建寺蔚然成風，如大護國仁王寺、西鎮國寺、大圣壽萬安寺等，并且逐步進入京城民間。這一現象，無疑與元朝統治者采取以儒治國、以佛治心、以道治德的策略密切相關。

如今位于北京阜成門內大街的妙應寺，俗稱白塔寺，正是忽必烈在都城內原遼壽昌年間所建的永安寺基礎上建造的大圣壽萬安寺，這是北京最早建造的藏傳佛教寺院之一，也是百官習儀和譯印蒙古文等文字佛經之處。

到了明代，北京的藏傳佛教寺廟約有10座，較為著名的有大隆善護國寺、大能仁寺、大慈恩寺、真覺寺、興教寺等。這些寺院成為舉行大規模佛事活動的主要場所，為藏傳佛教傳入民間發揮了重要作用。

清代是藏傳佛教在北京發展的高峰期。1644年，清順治帝入主中原，定鼎北京。歷經康熙、雍正、乾隆盛世，國力強盛，佛教興隆，清代北京藏傳佛教寺院之多、規模之大、僧人之眾均超過了元、明兩代。據史載，最盛時合計任職喇嘛、各寺喇嘛達2366名，此外還有未任僧職的駐京呼圖克圖。留存至今的普度寺、北海公園內的闡福寺等均為清代所建，而以雍和宮、西黃寺為代表的皇家寺院更是集大成者。

記者：在北京北二環東北角，坐落著一組巍峨壯觀的古建筑群，輝煌莊嚴、氣勢非凡，這就是曾經的清代朝廷首寺——雍和宮。清代在藏傳佛教活佛轉世管理方面實行的金瓶掣簽制度，進一步加強了中央政府對蒙藏地區的有效治理。那么，雍和宮珍藏的金缽巴瓶在其中發揮了怎樣的作用？藏傳佛教寺院又是如何成為清代中央政府和地方之間重要紐帶的？

李澤慧：雍和宮是清代北京最大的藏傳佛教寺院，也是理藩院直屬的重要皇家寺院之一。始建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的雍和宮，最初為清世宗胤禛作貝勒和親王時期的府邸、清高宗弘歷降生和成長之地，乃雍、乾兩代帝王的“在潛之居”；雍正三年（1725年）“府晉為宮”；大清定都北京百年之際的乾隆九年（1744年）“改宮為寺”。

1792年，清廷確立了藏傳佛教大活佛轉世的金瓶掣簽制度?！坝谟汉蛯m內，亦設一金缽巴瓶。如蒙古地方出呼畢勒罕，即報明理藩院，將年月日姓名繕寫簽上，一體掣簽。其從前王公子弟內私自作為呼畢勒罕陋習，永行禁止?！鼻〉塾H自主持設計制作兩尊金瓶，一尊頒于西藏大昭寺、一尊頒于雍和宮，專用于認定活佛轉世靈童的掣簽。

至今仍然在雍和宮中路聳立的乾隆帝御制碑文《喇嘛說》，稱其是“輯藏安邊，定國家清平之基于永久”的大政方針，并申明“興黃教即所以安眾蒙古，所系非小”，將中央政府管理宗教事務的基本國策昭示天下。自此，自藏以東的大活佛轉世均在雍和宮以金瓶掣簽方式決定，具有重大影響的呼圖克圖的轉世更是如此。于是，雍和宮京都“首位皇家御用寺院”以及清廷“管理藏傳佛教事務中心”的地位得以奠定。

其實，除了《喇嘛說》石碑之外，在北京的藏傳佛教遺存中還有不少類似石碑。作家舒乙先生就曾對此進行深入考察，并撰文談及這些石碑的重要意義。他說，看了這些石碑就會明白 :藏傳佛教為何在北京有如此的歷史影響 ;歷世班禪等何以堅定不移地心向祖國并擁護中央政府 ;為什么說藏族自古以來就是中華民族大家庭的一員。要不然，皇帝的一篇篇重要文章或題詞怎么會有藏文譯文，怎么會鄭重其事地刻鑿在北京的石碑上？

特殊的“出身”和地位，使得雍和宮一改建成為藏傳佛教寺院就受到清廷的高度重視，駐錫高僧眾多，多位高僧大德亦在此擔任要職。乾隆帝更是多次頒發諭旨，敕令雍和宮不得改作他用。

雍和宮法輪殿的東西兩側，是乾隆帝為迎接六世班禪進京而修建的班禪樓、戒臺樓。如今，這里常年展出“法慧耀星漢 功業駐長河——雍和宮改廟270周年歷史回顧展”等，成了許多參觀者的“打卡地”。

記者：說到清代皇家藏傳佛教寺院，不可不提聲名遠播的西黃寺，因為這里留下了乾隆帝與六世班禪的交往故事。那么，西黃寺當初又是怎樣建起來的呢？為什么說六世班禪的到來使其再度輝煌？

李澤慧：西黃寺是位于北京德勝門外的一座藏傳佛教皇家寺院，在清代皇家寺院中具有顯赫的地位。最早，它是遼蕭太后的燕京行宮。1652年，為迎接進京覲見的五世達賴喇嘛，順治帝敕建西黃寺供其駐錫。期間，五世達賴喇嘛多次覲見順治皇帝，匯報西藏地方政教大事，還在這里度過農歷新年和藏歷新年，開啟了西黃寺的正月祈愿法會制度。自此，西黃寺成為清代達賴喇嘛和班禪額爾德尼進京的駐錫地。

1780年，為表明擁護清中央政府治藏政策和反對外敵入侵西藏的堅決立場，六世班禪額爾德尼·洛桑班丹益西起程東行，率領甘丹、哲蚌、色拉三大寺堪布喇嘛等2000多人從扎什倫布寺出發，在駐藏大臣和官兵的護送下，東行朝覲，慶賀乾隆七十壽辰。六世班禪的到來，使修葺一新的西黃寺再度輝煌。

六世班禪在承德拜見乾隆帝時，二人之間曾用藏語交流。問曰：“我佛長途跋涉，必感辛苦?！贝鹪唬骸斑h叨圣恩，一路平安?！毕矏傊橐缬谘员?。祝壽結束，六世班禪于同年九月初抵達西黃寺。自此，每天來西黃寺會見六世班禪的王公大臣、達官要人，以及請求班禪大師傳法、灌頂、授戒、賜福的僧人和善男信女絡繹不絕，僅九月初六一天就接受3000余人的朝拜。九月初九，在五世達賴喇嘛進京第一站德壽寺內，乾隆帝接受六世班禪覲見時稱贊其“后先輝映，實為國家盛事”。

駐錫西黃寺期間，六世班禪多次覲見乾隆帝，并在寺內講經說法。乾隆帝還在香山靜宜園內鹿苑為其修建了藏式夏季駐錫地，并命名“宗鏡大昭之廟”。

“班禪篤誠遠來，并未能平安回藏，朕心實為悼惜?！笔辉鲁醵?，六世班禪因病圓寂于西黃寺。六世班禪患病期間，乾隆帝親臨西黃寺探視，并命皇六子永瑢照顧，作“祈壽長椿圖”為其祈禱。為紀念六世班禪愛國愛教的無量功德，乾隆帝下旨撥內帑于西黃寺西側建了清凈化成塔及清凈化成塔院（內葬六世班禪大師衣冠經咒等物），并御筆親書“清凈化成塔記”以志勝因。

清凈化城塔及清凈化城塔院是西黃寺留存至今的唯一歷史遺跡，成為西黃寺的傳世標志。2001年，清凈化成塔被確立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18年，西黃寺博物館正式對公眾開放。

1987年，經十世班禪大師與趙樸初先生建議，由中央批準，在西黃寺建立了我國藏傳佛教的最高學府——中國藏語系高級佛學院。30多年來，這里培養了一大批愛國愛教的藏傳佛教高素質僧才。

雍和宮珍藏的和合四喜圖

記者：北京藏傳佛教寺院眾多，建筑風格多元薈萃，民族文化交相輝映，這也是佛教中國化的具體表現之一。您如何看待這種融合之美？

李澤慧：北京的藏傳佛教寺院建筑融合了各民族文化的精粹。比如妙應寺（白塔寺）內的靈通萬壽寶塔，曾經是元大都的地標，如今則代表著“老北京”的古香古色。

白塔寺初建于遼代，元代重建為大圣壽萬安寺，建筑規模宏大、意義非凡。與藏傳佛教寺院以主殿為中心布局的傳統建筑形式類似，大圣壽萬安寺以白塔為中心建設。元末該寺毀于雷火，但白塔幸存至今，被認為是我國現存最早最大的元代藏傳佛教覆缽式佛塔。明代重修后，其建筑規模小于元代，形制也發生變化。由于改為漢傳佛教寺院，故采取漢傳傳統的“伽藍七堂”的布局形式，白塔不再是寺院的建筑中心，而是在中軸線上前后依次出現山門殿、天門殿、大雄寶殿、三大士殿等?？梢哉f，白塔寺是典型的漢藏融合建筑。

香山公園宗鏡大昭之廟的琉璃萬壽塔、西黃寺的清凈化城塔等，都具漢藏建筑融合之美。它們不僅見證著北京悠久的歷史和燦爛的文化，也成為藏傳佛教中國化的具體表現。

記者：回望北京藏傳佛教寺院和文化遺存的前世今生，北海公園的白塔下游人如織，雍和宮成為歷史文化名城的“金名片”，以探討佛教中國化為主題的黃寺論壇已連續舉辦五屆，……宗教與所處社會相適應，是我國宗教健康傳承的必然要求。您怎樣看藏傳佛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

李澤慧：無論本土宗教還是外來宗教，都要不斷適應我國社會發展，堅持我國宗教中國化方向，充實時代內涵?？v觀歷史，中國宗教在傳承和傳播過程中，始終與我國社會相適應、與中華文化相融合，形成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宗教。特別是在當代，中國宗教始終堅持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走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道路，已成為我國宗教傳承弘揚的根本方向。

圣潔的雪山之水融入奔騰不息的永定河，藏傳佛教寺院和文化遺存為北京留下了寶貴的文化遺產。藏傳佛教與北京的淵源，反映了我國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事實。我們要深入發掘闡釋其所昭示的中華民族共同體發展路向和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演進格局，不斷引導藏傳佛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促進宗教和順、社會和諧、民族和睦，在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進程中發揮積極作用。

作者：劉雅 李澤慧 張昀竹

來源：《中國民族》雜志2023年第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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