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嘉興博物館藏明代服飾（復原）

自沈從文先生《中國古代服飾研究》開創示范性的樣板之后，有關中國服飾史的研究正可謂方興未艾，成果斐然。蔣玉秋博士的《明鑒——明代服裝形制研究》一書，正是關于明代服裝史研究的新范式。多年前，我在上海博物館作《明代社會生活史》學術分享，會后與玉秋博士初相識。后又蒙陳芳教授盛情，我得以參加由北京服裝學院主辦的敦煌服飾論壇，與玉秋博士有了更多接觸，且在對明代服飾的看法上產生了共鳴。我治明代社會生活史多年，對明代服飾的社會史背景并不陌生。

多年來，因學科的自我設限，有關服飾史研究的論著往往畛域井然：治歷史者，多從禮制、社會的視角闡述服飾史的演進歷程；治考古者，多以出土實物為依據辨析服飾的形制；治藝術史者，多從圖像出發，以藝術史敘事的模式深究服飾的藝術特性。所論各有所得，卻又難免陷于一偏。作為歷史學者，我治明代服飾史時，每閱《明會典》《明史·輿服志》，讀至服裝的尺寸、名稱等，常因圖像、實物知識的欠缺，也時有不知所云之感。有此疑惑，深感學科互動與整合之必要。在當下“科際整合”的研究新趨向下，中國古代服飾史研究無疑將會迎合這一新趨向而有全新的突破。

此著選取300余件傳世與出土明代服裝為研究樣本，以服裝形制切入，從禮、法、俗三個層面展開，條分縷析，以物論史，將實物與文獻、圖像加以互證，對明代服裝形制做了創新性的探求。通觀整部書稿，既從專業技術立論，以服裝形制為考察中心，使研究具有堅實的技術根基；又有開闊宏大的視野，不乏藝術史與社會史的視角，將服裝技術與服裝藝術、服裝歷史三者熔于一爐，真正實踐了“科際整合”的研究新范式。

就服裝形制而言，此著研究的樣本，既有傳世的明代服裝形制，又有出土的明代服裝形制；此著研究的服裝樣式，既有袍、衫、衣，又有裳、褲。諸如此類的分類，既基于傳統的服裝理念加以區分，又有憑借當代服裝技術所做的全新透視。尤其令人擊節的是，此著關于“形制”一詞的概念性界定，將服裝“形制”解析為以下兩類：一類是“形而下”可視的“形”，包括服裝的外在式樣、內部結構、圖案布局、質料色彩等；另一類是“形而上”不可視的“制”，包括服裝制度的變遷、風俗禁忌、律令約束等。以此概念界定為基礎，使研究不再因技術而論技術，而是將技術層面的內容，置于禮、法、俗的制度背景下加以觀察，真正做到了“器”與“道”的合一。

書以“明鑒”為名，確如作者自己所言，其用意是通過對328件研究樣本的形制類型分析，希望有助于明代服飾研究的鑒別。中國文化傳統歷來重視“名物”，且對物的命名多有象征性的意義，服裝形制與服裝名物，原本應具有對應性的關系。

其實，所謂“鑒”，并不僅限于實用功能。結合本書，我倒從“明鑒”一名中讀出了另外一層含義，即以史為鏡鑒。明代服裝內蘊的文化史價值，就文化的傳承性而言，對于今日的服裝設計無疑具有借鑒的意義。不僅如此，在古代，當華夏文化面臨“禮失”而斷層之時，華夏文化四面八方傳播的史跡，使得中土之人得以借助“求諸野”的途徑而重新接續華夏文化脈絡。

服裝形制有形上、形下與道器之辨。這一點毋庸置疑。我一向認為，華夏服飾文化實則存在著兩個世界：一個是倫理世界，另一個是時尚世界。關于明代服裝形制的研究，在系統梳理禮、法制度視閾下的形制特點之后，將研究的視野進而拓展至習俗視閾下的時尚服裝形制特點，無疑將成為豐富明代服飾文化研究的嶄新課題。轉身之間，就是另一個時尚華麗世界的再現。（作者為西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

作者：陳寶良

來源：《中國民族》雜志202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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